【本文摘自】《近代史研究》(京)2007年1期第21~40页,党史国史研究通讯公号

  【作者简介】王奇生,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成都610068

  【内容提要】《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并未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史家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① 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② 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本文以《新青年》为视点,试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③ 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④,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⑤ 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遂撰《新青年》一文。⑥ 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⑦ 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⑧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⑨ 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⑩,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则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内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11)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可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12) 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13)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因“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14) 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15)

  据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16) 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秋桐)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17)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改名。(18) 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地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19) 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20) 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21) 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伎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人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22)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23)《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不足怪。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24),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25) 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26) 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27) 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甚为看重。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28)。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29)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3个月前,陈独秀刚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30) 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有“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31),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常乃德、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32)。恽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两人的文章平实无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阅读冲击力。此类在校学生的课业式文章也能在《新青年》发表,大体可佐证周作人的“普通刊物”之说。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33)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二卷起接连发表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又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34)。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3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4卷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35),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36) 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有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加入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人轮流编辑,6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37) 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38)。《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39)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40),《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41)《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7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3卷3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42) 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胡适将此事内情告诉好友任鸿隽后,任氏担心伪造读者来信将有损《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陈衡哲则认为此举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43)“双簧戏”显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胡适最初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时,曾学究气地表示“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而陈独秀以“老革命党”的气势将其提升为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并以十分决绝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 从“双簧戏”的表演来看,陈独秀当初的决绝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衅反对者出来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关注。“双簧戏”显示《新青年》同人对于媒体传播的技巧运用得相当娴熟。

  “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当真的反对者出来辩驳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如北大学生张厚载批评《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诗及对中国旧戏的看法不当时,不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群起围剿,钱玄同甚至对胡适刊发此信十分生气,扬言要因此脱离《新青年》。胡适则认为“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45) 因《新青年》同人态度十分决绝,落笔时只求痛快,语调不无刻薄,遂激起部分读者反感。如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的读者来信说:“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如〕是乎!”(46) 胡适的好友任鸿隽也劝《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更不应“徒事谩骂”,立论“勿太趋于极端”。任鸿隽还特意提醒:“趋于极端与radical(激进)不同”。(47)

  事实上,致函《新青年》表达不同意见者,态度尚属平和;而激烈的反对者已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琴南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48),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致书蔡元培(49),攻击《新青年》与北大。

  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牍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尽管当时以刘师培为首的“正统”旧派并不认同林琴南,新文化诸人也指称林氏“不配”代表旧派,却仍无碍媒体在“新旧之争”的名义下加以炒作。(50) 当时就有人指出,所谓“新旧之争”完全是媒体虚拟出来的:“从《公言报》登了一篇《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新闻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内外各报都当此为极好资料,大家发抒意见,至再至三……各报所藉以评论的资料,只是靠着一篇《公言报》的新闻和林蔡来往的几封信(林也不是旧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没有新旧的话),都不能算做事实……今林琴南来了一封责难的信,我们看来虽然是胡闹,但在大学方面却不能当他胡闹。所以蔡的回答罢,也是尽大学一分子的责任。奈偏偏被一般无知识的人给他一个‘新旧战争’的名词。”(51)

  为了吸引读者,夸张的笔法,过激的言词,本是大众传媒的惯用伎俩。深悉大众传播心理和传媒特点的陈独秀又趁机将这些报道有选择性地转载于《每周评论》,无异火上浇油。仅《每周评论》第17、19两期就转载了14家报刊的27篇社评。(52) 在新闻媒体的大肆煊染下,原囿于学界的思想分歧,顿时喧哗为大众关注的公共话题。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无形中为《新青年》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在此之前,新闻报纸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青年》。陈独秀苦心孤诣未能实现的目标,无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争”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还与《申报》的两篇报道有关。1919年3月6日《申报》报道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发动者,由于国史馆内一二耆老之进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其事。此语何自而来,殊不可解。”(53) 3月31日,《申报》又有消息说,参议院议员张元奇拟弹劾教育部,理由是北京大学教授“有离经叛道之鼓吹”,而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并不过问。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学校长,“令其谨慎从事”。(54)

  第一则消息《申报》虽然明示系不实之传闻,但仍为不少媒体辗转报道。第二则消息确有其事,更有媒体进一步透露张元奇之弹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后指使。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伏反对之学派,实属骇人听闻”(55)。《时事新报》描述说:“自《申报》电传大学教员陈胡诸君被逐之耗后,举国惊惶,人人愤慨。”(56) 恰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立即使人联想到“旧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压“新派”。(57)“新派”一时竟成了令舆论同情的“弱者”。其时黄宗培致函胡适说:“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58)

  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环境,在趋新与守旧两端,其实很难断言何者更具市场。“新派”、“旧派”亦非泾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59) 如柳亚子对陈独秀的“倒孔”主张十分推崇,对文学革命却甚不以为然,申言“《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吴虞在反孔方面比陈独秀更激进,但对文学革命则持保留态度。他曾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的文章,柳亚子读后“拍案叫绝”。(60) 可见对于新文学,反对者并非全是旧派,新派亦甚有持异议者。

  对于《新青年》的其他主张,胡适在美国的一帮朋友也不乏异词。(61) 如张奚若即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同人的学问强半是“无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论“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后来备受称赞的李大钊之《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在张奚若看来,不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62)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坦承:“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63) 连“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纳《新青年》,难怪胡适的朋友朱经农要为“新思潮的潜势力单薄得很”而担忧了。(64)

  令新旧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众媒体介入并炒作后,《新青年》与“新派”、“新文化”的声名与日俱增。其时有人投书上海《中华新报》说,听到陈、胡、刘(半农)、钱四君被逐的消息后,并不消极悲观,“至少言之,我知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65) 成都《川报》亦发表评论说:北京政府驱逐陈、胡、傅(斯年)、钱四人出校,“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陈、胡、傅、钱的声名,也是愈增高了!”(66)《申报》最初报道的是陈、胡、钱三人被逐,经辗转报道后,三人变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刘半农和傅斯年两说,可见传闻之甚。(67)

  当时读书界显已洞悉“越受打压越出名”的社会传播心理。正是1919年初春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振。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68) 对于这一变化,经营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具有职业性的敏锐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69)

  汪孟邹以“渐兴旺”三字较为慎重地表达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会影响。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之一。

  清末民初的报刊,基于不同的运作模式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商业报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70) 像《东方杂志》一类注重商业效益的刊物,立论力求“平正通达”,尽量关照各个层面不同观念的读者;像《新民丛报》、《民报》一类刊物,因代表党派团体立场,立论力求“旗帜鲜明”,甚至不惜“党同伐异”;而学界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立论多据学理,运作不以营利为目标。

  《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既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

  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吴虞、恽代英等人在1915—1919年间的阅读记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个体例证。

  清末民初的吴虞是一个甚不得意的读书人,被成都士绅界目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吴虞之“发迹”并上升为全国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新青年》杂志密切相关。查吴虞1911—1916年间的阅读记录,他常年订阅的杂志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进步杂志》、《小说月报》、《国民公报》、《学艺》、《甲寅》等。其中《东方杂志》又是吴虞最常订阅者。据吴虞日记,他最早知道《新青年》并首次与陈独秀联系,是在1916年12月。(71) 吴虞向《新青年》投稿之际,亦开始订阅《新青年》。

  吴虞反孔非儒与批判家族制度的文章,成都当地报纸多不敢登载,而陈独秀将其连载于《新青年》。吴虞大为感奋。(72) 之后不久,他便开始嫌《东方杂志》“精神上之文字少也”(73)。到1917年7月,吴虞即明确表示以后不再续订《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小说月报》等刊(74),独钟情于《新青年》。

  与吴虞相似,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也有一个由《东方杂志》转向《新青年》的过程。青年恽代英十分爱看杂志。1917—1918年间,恽氏常年订阅的刊物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等数种,此外还零星购买过《进步杂志》、《青年进步》、《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妇女时报》、《小说海》等刊。(75) 恽批评当时的青年学生多“不肯买正当杂志”,“亦多不明看杂志之利益”(76),而自己大量订阅杂志,显属特例。从订单看,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与吴虞颇有不同,惟有《东方杂志》是两人都常订阅的刊物。

  恽代英最早接触并投稿《新青年》,与吴虞几乎同时。但与吴虞不同的是,恽代英一直到1919年3月才开始订阅《新青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恽代英仅零星购买和偶尔“杂阅”过《新青年》。(77) 1919年恽代英不再订阅《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等刊,只有《东方杂志》仍在续订中。

  恽代英坚持不懈地订阅《东方杂志》,却迟迟不订《新青年》,有些匪夷所思。1917年9月,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新青年》有过如下一番议论:

  《新青年》杂志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78)

  恽代英对《新青年》印象最深的是其“改革文字之说”,而他显然不认同这一主张。次年4月,恽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坚持认为“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79)。不仅如此,恽代英甚至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亦整体不予认同。1919年2月10日,恽代英郑重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80)

  不过到五四前后,恽代英对《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在逐渐发生变化。4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81) 6月25日,恽代英又在日记中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82) 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83)

  五四前后数月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在恽代英的阅读兴趣中,发生了一次角色转换,只是这一转换,比吴虞大约晚了两年。吴虞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而恽代英虽然也给《新青年》投过稿,其身份更倾向于“读者”一边。从《新青年》“读者”的角度来看,恽代英的情形可能更具代表性。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角色转换,除了思想取向和社会时势的契合外,也不应忽视《新青年》同人在大众传播层面的策略运作。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84) 在此之前,《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文化主张虽有不同,但两刊从未正面交锋过。陈独秀此次直接“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单刀直入,显得十分突兀。事缘于《东方杂志》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上一篇名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一并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

  学界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已有相当细致的描画,此处无意否认两刊在思想层面的严重分歧,只是对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作一点考察。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如何与《东方杂志》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独秀不可能不加以考虑。《东方杂志》以迎合读者,推广销路,确保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新青年》显然不可能像《东方杂志》一样循商业模式来运作。《新青年》要与《东方杂志》竞争,必须以思想主张去吸引读者。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新青年》则一味激进。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85) 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线)

  陈独秀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大有立竿见影之效。《东方杂志》的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抵制。(87) 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88)

  “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等,用语十分刻薄。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89) 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所创办。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90)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91) 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92) 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93) 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94) 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95)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有过一段此起彼伏的“权势转移”过程。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三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很快产生了群体效应。

  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

  《新潮》的创刊,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是个体行为。《新潮》因系北大学生所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脾胃。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施存统致函《新潮》编辑部说:“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96) 施存统的这一说法颇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先后发表讨论文章数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但在施存统看来,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学的人还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学革命”的招牌才竖得稳固了。

  1922年,胡适应《申报》创办50年纪念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写道:虽然自1916年以来就有意主张白话文学,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在1919年以后。白线年的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400种白线)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士庶大众的参与。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98)《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2000本。(99)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100);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101) 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102) 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103)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当时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104)。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105)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形成为“运动”,也是五四以后的事。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106) 由于书社规模不大,以至于成立半年多后,在汉口明德大学读书的沈均还不知道有此书社。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10月他致信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线)

  新文化运动在福建又是另一番景象。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线)

  新文化运动在省际之间不同步,在县际之间更不平衡。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线)

  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刊物在各地的流行也不尽相同。在浙江,《星期评论》就比《新青年》更流行。如浙江第一师范有400多名学生,订阅《新青年》100多份,订阅《星期评论》400多份。(110) 后者几乎人手一份。

  在湖南,最畅销的新文化刊物是《劳动界》。长沙文化书社在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共计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才是《新青年》(2000本)、《少年中国》(600本)、《平民教育》(300本)、《新教育》(300本)、《新潮》(200本)等刊。《劳动界》于1920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小组向工人进行宣传的通俗小报。在长沙,一般新文化刊物主要限于学界购阅,唯有《劳动界》除学界外,工人购阅者也不少,故其销量颇大。(111) 销量排在第2位的《新生活》亦是小型通俗刊物,创刊于1919年8月,编辑李辛白是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办刊宗旨是想将新文化普及于民间,以“平民”为对象,文字通俗简短,定价又十分便宜(1元钱32本),故而销路也很好。(112) 排在第3位的才是《新青年》。《新青年》能销2000册已相当可观,但在湖南仍不及《劳动界》与《新生活》之畅销。刊物的销售情形,反映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由精英走向平民的趋势。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以往多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是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同志函》中最早提出来的。(113) 实际上,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114) 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115) 演讲稿随即同题发表于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周策纵由此推断:“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的。(116)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117) 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118),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线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120)。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121)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122) 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123) 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124) 内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125)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线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26)

  “民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非难”《新青年》者“叫板”说:“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

  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主要想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讨论民主与科学,自在情理之中。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和“九.一八”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恰是有人试图挑战“科学”与“民主”的权威而引发。

  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1919年12月,胡适在综览各种解释后指出:“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胡适所称的“新思潮”、“新思潮运动”,与时下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同义。胡适认为,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虽然简明,但太笼统。(127) 可能是回应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又专门撰写了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限制在“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28) 之狭义范围内,而且完全将“民主”排除在外。阐述虽然具体,却远没有“拥护德、赛两先生”那样具有决绝的气势。亦因为此,陈独秀这篇专门诠释“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甚少为后来史家所提及。

  由于不满意陈独秀的诠释,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129)

  就学理而言,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文化运动”,比陈独秀的“德、赛两先生”更为精当切要。然而,胡适的诠释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1920年8月,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撰文指出:

  “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什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却依我的推想,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线)

  当年新文化的“运动家”们对什么是“新文化”虽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来史家们却相当一致地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说法。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即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纪念‘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131)“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显然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更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因而最终凝固为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永久记忆。

  实际上,后来史家们在考察《新青年》杂志后发现:“《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132)《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显然不曾预想四五年后将引发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故上述诸话题不可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话题中有的产生了重大反响,也有的并未获得成功。(133)

  对一个刊物而言,何种主张最为反对派攻击,往往意味着该主张在当时最具反响。蔡元培总结林琴南对《新青年》的攻击集中于两点: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134) 这两点,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亦可得到印证。如《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135)《北京新报》报道称:“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136)《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137)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者,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日《新潮》者,以张皇其演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盖以人类社会之组织与文学本有密切之关系,人类之思想更为文学实质之所存,既反对旧文学,自不能不反对旧思想也……寄语新文学诸君子,中国文学腐败已极,理应顺世界之潮流,力谋改革,诸君之提倡改革,不恤冒世俗之不韪,求文学之革新,用意亦复至善,第宜缓和其手段,毋多树敌,且不宜将旧文学之价值一笔抹杀也。(138)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其初反对者,约十人而九,近则十人之中,赞成者二三,怀疑者三四,反对者亦仅剩三四矣,而传播此种思想之发源地,实在北京一隅,胡适之、陈独秀辈既倡改良文学之论,一方面为消极的破坏,力抨旧文学之弱点,一方面则为积极的建设,亟筑新文学之始基,其思想传导之速,与夫社会响应之众,殊令人不可拟议。(139)

  综而观之,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文学革命,其次是反对孔教。其他“新思想”甚少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

  三四年后,章士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批评所向,仍集矢于白线) 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杂志,真正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却是其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恐怕也出乎陈独秀等人的意料。《新青年》同人似乎更看重杂志在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919年底,《新青年》编辑部为重印前5卷,发布广告称:“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141) 1920年1月,《新青年》在《申报》刊登广告,其广告词亦强调《新青年》是“新思想的源泉”(142)。1923年10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发表他写给高一涵等人的信,信中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43) 胡适虽然没有具体解释《新青年》何以能代表一个时代,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则是明显的。

  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144)。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太全面,但其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10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45),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目标常常为人们所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所淡忘。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146) 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47)。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本文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对手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新文化运动“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其本相。尝试虽然粗浅,做法或不无意义。

  本文原为提交“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2006年8月,北京)论文。

  ①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也颇为接近。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②参见杨士泰《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④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⑦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⑧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1935年),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⑨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2页。

  (11)《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页。

  (13)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吴虞日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15)参阅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7)“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20)参阅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23)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第39卷第6期,2002年11月。

  (24)《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2卷第2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

  (26)《胡适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9页。

  (2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2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1980年版,第333—334页。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而其潜台词亦以为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32)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33)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

  (36)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

  (37)爱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第629页。

  (38)《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无页码。

  (39)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第7页。参阅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05页。

  (40)学界对《新青年》之思想主张,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不侧重思想史考察,并不意味着漠视和否认其重要性。下节有关《东方杂志》角色转换的论述亦同。

  (4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页。

  (43)《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4页。

  (45)《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第620—622页;《胡适致钱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5页。

  (46)《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致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第627页。

  (47)《任鸿隽致胡适》(1918年9月5日、11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5—17页。

  (48)如广为人知的《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新申报》。

  (50)有关“林蔡之争”的深入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89页。

  (51)《辟北京大学新旧思潮之说》,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第1版。

  (52)《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27日。

  (53)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1919年3月6日《申报》,第6版。

  (55)《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第2版转载。

  (56)匡僧:《大学教员无恙》,原载《时事新报》,《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第4版转载。

  (57)如《时事新报》称:“北京大学新派教员,屡被旧派学者之掊击。近复闻旧派藉某军人与新国会之权力,以胁迫新派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有愿辞职以自由主张新学之说。”匡僧:《威武不能屈》,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第4版。

  (58)《黄宗培致胡适》(1919年4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6页。

  (60)参阅《陈独秀年谱》,第72页;《吴虞日记》上,第300、309页。

  (61)胡适致函朱经农说:“美国一班朋友很有责备我的话”。转引自《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8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8页。

  (6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第10页。

  (64)《朱经农致胡适》(1919年5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4页。

  (65)志拯:《谁的耻辱》,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第4版。

  (66)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转引自《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第4版。

  (67)陈独秀终究被撤职。事情的原委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开会商讨学校事。会上,汤尔和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事,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元培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销陈之文科学长职。胡适后来致函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还评论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3、289—291、294页。

  (68)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一万五六千份的印数在当时甚为可观了。据称《东方杂志》的最高销量也是1.5万份(参见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84)陈独秀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3期,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有收录。

  (8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

  (88)商务印书馆的“十大杂志”是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农学杂志》、《小说月报》、《英语周刊》和《留美学生季报》。见1919年3月天津《大公报》各期。

  (89)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25—627页。

  (90)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后来回忆说: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

  (91)张元济日记中有关撤换主编的记载:1919年5月24日:“与梦、惺商定,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8月5日:“《东方杂志》事,惺翁告,亚泉只能维持现状。又云外间绝无来稿。”10月22日:“惺言,《东方杂志》投稿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实太偏于旧。”10月27日:“惺存函商《东方杂志》办法,自己非不可兼,但不能兼做论说,先拟两法:一招徕投稿,二改为一月两期。余意,一月两期既费期,又太束缚,以不改为是。”10月30日:“惺存来信,辞庶务部,担任《东方杂志》事。”《张元济日记》下,第778、828、889、891、893页。

  (92)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第7期,1919年7月。

  (93)《新青年》转向宣传社会主义以后,读者群迅速出现分化:一批人重新回归《东方杂志》〔如吴虞又重新订阅《东方杂志》,见《吴虞日记》上,第561页〕,另一批人则进一步成为《向导》的热心读者。此点将另文探讨。

  (96)《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第368页。

  (97)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

  (98)宫廷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转引自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306页。

  (99)《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4页。

  (100)《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

  (104)《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第368页。

  (105)引自叶文心《史学研究与五四运动在杭州》,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2—1103页。

  (106)恽代英:《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4—132页。

  (107)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109)本段叙事转引自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以川陕为考察中心》,《湘潭大学学报》第30卷第2期,2006年3月。

  (110)施复亮:《中国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11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395页。

  (113)《致海外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212页。有关孙中山最早提出说,见金耀基《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冯天瑜《新青年民主诉求特色刍议》,两文均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第62、170页。

  (114)该期有4篇文章提到“新文化运动”。其中3篇是陈独秀写的《随感录》(《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另一篇是《长沙社会面面观》,注明是由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内中有一节标题是“新文化运动”。此标题很可能也是陈独秀所拟。

  (115)《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1日《申报》。

  (117)引自《鲁迅回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53页。

  (118)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5—12页。

  (119)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20)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页。

  (121)陈问涛:《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5卷第4册第29号,1923年4月29日,第1版。

  (123)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